梁漱溟:传统的余响

2018-7-16 09:40| 发布者: admin| 查看: 342| 评论: 0

1980年夏,一个美国人风尘仆仆来到北京,拜访一位中国老者。这个美国人名叫艾恺(Alitto),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和史华慈的弟子。五年前,他凭借论文《最后的儒家》,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。在这位美国学者的眼里,他将要拜访的中国老者,就是“最后的儒家”。这位“最后的儒家”,名叫梁漱溟。

1980年代,艾恺在梁漱溟的书房中采访梁漱溟


跨文化研究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很多学者在研究另一个文化的思想、人物的时候,容易把自己的需求和想象代入到他们的学术中。艾恺和梁漱溟都做跨文化的研究,也都犯过这样的毛病。艾恺和梁漱溟见面,聊了几天后,就发懵了:他笔下的梁漱溟,和他眼前的梁漱溟区别很大。梁漱溟前两天和他谈的,基本与儒家没太大关系,反而是以佛教思想为主。


梁漱溟思想的驳杂性,对受西方现代学术规范影响的艾恺来说,是一个文化冲击。他非常疑惑:


“一个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,既认同马列思想又赞许基督教?”


不但如此,梁漱溟还非常直率地承认:“我没念古书,中国的学问、中国的文化,论底子我是很差的。”他对儒家典籍了解不深,小时候看过四书五经,但也仅仅是看过而已。这对很多人来说,这也是一个冲击。因为在大众眼中,梁漱溟是“新儒家”的代表,是国学大师,怎么会对儒家经典并不熟悉呢?


一、“梁肖吾”


1893年10月18日,即清光绪十九年的重阳节,梁漱溟(1893年10月-1988年6月)生于北京城安福胡同。人们往往并不了解的是:梁漱溟的父亲是蒙古贵族后裔,母亲是白族人。元朝灭亡,元顺帝携王室亲贵逃归大漠,梁漱溟的先祖留在中原,取“孟子见梁惠王”的“梁”为姓。而他们的子孙梁漱溟,后来居然成为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大陆最坚强的辩护人之一。这证明儒家在文化上强大的同化能力并非只是吹嘘而已。父亲梁济并不聪明,四十岁才得以入仕。晚年梁漱溟对父亲梁济的评价是:


“先父为人忠厚,凡事认真,讲求实效,厌弃虚文,同时又重侠义,关心大局,崇尚维新。因此不要求子女读四书五经,而送我入中西小学堂、顺天中学堂等,习理化英文,受新式教育。这在我同辈人中是少见的。由于先父对子女采取信任与放宽态度,只以表明自己意见为止,从不加干涉,同时又时刻关心国家前途,与我议论国家大事,这既成全了我的自学,又使我隐然萌露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,而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‘自了汉’生活。这种向上心,促使我自中学起即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追求不已。”

《孟子梁惠王上》出处为《孟子》


对父辈的情感,往往象征了一个人对传统的态度:鲁迅可以算是孝子,但在《朝花夕拾》里对父亲的教育方式充满了怨念;胡适对母亲的回忆,就要温柔得多;梁漱溟对自己的父亲则是完全发自内心的敬爱。到梁漱溟十七岁时,父亲梁济不禁感叹:“是何其肖我少年时所为也!”——这孩子多像我小时候那样啊!梁济因此给梁漱溟赐字为“肖吾”——“像我”。


这个评价神秘地贯穿了梁漱溟的一生:梁漱溟正像是他的父亲梁济,不但像他,而且为此感到自豪。类似他的父亲,论才智,梁漱溟也许并不出类拔萃,有时甚至显得愚钝,但若论到坚守信念、关心社会,则在同辈人中少有匹敌。品格和节操在梁漱溟一生中发挥的影响,要比视野和智慧重要得多。1918年11月,梁济殉道自杀,他的儿子梁漱溟没有自杀,但同样为了坚守自己的道义受尽了打压和摧残。

梁济、梁漱溟父子


二、“人生问题”还是“社会问题”


梁漱溟认为自己的一生,是“自学”的极好案例。他在学校受科班训练的时间较短,“自幼呆笨”,成绩非常一般,最高学历只是中学;他用报纸杂志自我启蒙——例如梁启超著名的《新民丛报》、《新小说》——不可避免难以在学术上专精。对梁漱溟而言,少年这一阶段更重要的是,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儒家的兴趣抱负,也就是他前面所说,最感兴趣的“人生问题”以及“社会问题”——后者“亦可云中国问题”。


梁漱溟徘徊于“人生问题”以及“社会问题”之间,也就是徘徊在儒家的“修身”和“治国”之间。他青年时代的人生轨迹也是如此。梁漱溟在中学时就秘密加入了革命组织——汪精卫领导的京津同盟会,后来担任《民国报》记者,参与社会活动。但理想单纯美好,现实复杂残酷,时政令他感到厌倦和绝望,于是他从“社会问题”中暂时遁走,开始寻觅“人生问题”的答案。

梁漱溟习《金刚经》


梁漱溟接触到了佛教。在二十岁到二十四岁之间,他“闭门不出,一心归向佛家,终日看佛书”。他在佛学上用功甚勤。实际上,梁漱溟的佛学底子要比儒学底子好得多。


在近现代中国思想界,有一些有名的学者,他们不太懂西方文字,对西方哲学了解较少,但他们可以阅读已经翻译成汉语的众多佛经,因此对佛教哲学极为赞赏,认为它们在哲学的纯粹性和严密性上,要超过先秦诸子。这些学者中,最具代表性的,就是章太炎和梁漱溟


梁漱溟的兴趣还是儒家的,因此对于因明学逻辑学兴趣不大。他专注的是,用佛教的唯识论来探索人生问题,最后得出的结论是:苦乐都从欲望而起,欲望满足则乐,欲望不满足则苦;人类的欲望生生不息,则痛苦也生生不息,所以唯有用出世的办法,“救拔一切众生”。


叔本华主张的就是:人生是个摆动在痛苦和无聊之间的钟摆。要从痛苦中求得永久解脱,唯有否定意志,达到无欲的解脱。很有意思的是,叔本华的意志哲学正是受到了佛教哲学的影响。

叔本华  著作《人生的智慧》


研究佛教哲学的时期,也是梁漱溟在纯粹哲学方面成就最高的时期。1916年,他发表了论文《究元决疑论》,得到了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赏识。蔡元培向这位只有中学学历的青年发出了邀请。1917年10月,梁漱溟正式到北大执教,讲授印度哲学,一直到1924年。


三、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


1921年暑假,梁漱溟来到山东济南讲学,讲演内容为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”,为期40天,讲演记录在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,引起强烈反响。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也是梁漱溟一生中影响最大的学术作品,我们不妨以它为代表讨论梁漱溟的学术思想,他的优点和短板。

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   商务印书馆


这部书的逻辑和内容其实比较简单——我们后面可以看到,这种简单是这部书的魅力所在,也是问题所在——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个极简版的总结:


1、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模式。而生活是不尽的意欲(will)及其满足或者不满足——这里的“意欲”,就是叔本华的“意志”。根据不同民族对待意志的不同态度,可以把世界文化分为三大类型:西方文化、中国文化、印度文化。


2、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向前发展;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自为,调和持中;印度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。梁漱溟以房子漏雨为例,解说三种文化的区别:西方人会把旧房子全部拆掉,另建一座新房子,中国人会选择修补旧房子,让它不漏雨,而印度人会自行消解新建或修补房子的欲望。


3、世界文明的演化方向是:西方类型——中国类型——印度类型。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并非落后,而是早熟。虽然现在中国要吸收西方文化,但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已经发展到尽头,“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”。


这套理论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造成了很大的震动。梁漱溟的学生冯友兰当时在美国留学,写信给梁漱溟,评价说:“先生书中最精之点为论佛家及孔家”,但单凭这两点外推到东西方文化及其未来,是不够的。冯友兰认为梁漱溟的缺陷在于太依赖直觉,要多读读西方的书。吴稚晖、刘伯明等人,也表示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是片面的。


为什么这些学者大多认为,梁漱溟的理论,讲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部分,要比讲西方文化的好,讲西方文化这一部分就片面呢?


梁漱溟所说的印度文化主要依据的是佛教。梁漱溟本人,如我们前面所说,借助已有的大量汉文佛经,做了比较扎实的研究。对于中国文化,梁漱溟虽然并无精深的原典研究,但他生活于此,对中国社会文化有切身体验,因此也有不少真知灼见。但对于西洋文化,梁漱溟的理解,就只能建立在当时汉语世界知识分子二三十年间的选择性引入上了。


这二三十年,中国知识分子翻译引进的是什么呢?影响较大的,首先是严复翻译的《天演论》——功利的社会达尔文学说;其次是《新青年》引入的“民主”和“科学”。梁漱溟接受了《新青年》筛选后的西方文化,认为“民主”和“科学”就是西方文化的最大特色。他说:“(中国以前讲西学的人)只有枝枝节节的西方化,零零碎碎的西方东西”,没有“领会到那一贯的精神”。而领会到西方精神的人是谁呢?“只有近年《新青年》一班人才算主张西方化主张到家。”

严复翻译的《天演论》       《新青年》杂志


然而,“功利”、“民主”、“科学”,并不是西方文化的全部。梁漱溟的北大同事屠正叔就曾写信给梁漱溟,指出:西方文明有道德、社会、知识三个方面,物质文明不过其中一角;近代西方文明也不只是专崇理性的结果,唯物论者和实证论者只是少数派,而这些少数派也深受西方传统道德伦理的濡染;这种道德伦理的核心,就是基督教博爱和正义的概念,而基督教的影响,与近代西方文明是并非格格不入的。


梁漱溟于是以类似的理解,在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中给西方文化下了这样简单化的判断:


“西方人走上了科学的道,便事事都成了科学的。”

“(中国人讲忠孝,)而西方人简直不讲,并有相反的样子。”

所以,梁漱溟接下来的几步推理,包括东西方文明的区别,文明的演化路径等种种结论,就都像是建筑在流沙上的大厦那样,不太可靠了。

四、回归儒学


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虽然仍然认为,印度文化是文化发展的最高境界,但强调了中国文化在现阶段的重要价值。在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的第八版自序里,梁漱溟则说:


“这书的思想差不多是归宗儒家。”


从青年时代的信奉佛教,到现在的“归宗儒家”,我们可以看到梁漱溟的思想发生了转变。这种转变是怎么产生的呢?


这里有几个因素比较重要:第一是梁漱溟的父亲梁济的自杀。比起自己的儿子,梁济更是一个传统的儒生。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信佛,也对佛教的出世思想不感兴趣。他关心的是儒家传统的世道人心这一块。梁济死后,梁漱溟非常悲痛,认为自己信佛违背了父亲的心愿,因此,虽然他在哲学层面仍然认为佛教更高明,但还是选择回归到父亲关心的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中去。


另一个因素比较有意思。梁漱溟回忆说,他当时重新细读了《论语》,发现和时时不忘世间痛苦的佛经相比,《论语》出现很多的“乐”、“悦”:“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”,“饭疏食饮水,曲肱而枕之,乐在其中”。《论语》虽然也谈到“忧”,但总是“乐以忘忧”、“仁者不忧”——这是一种简单乐观的人生态度。


还有第三个因素,这就是当时中国贫穷落后,民众麻木自私的现状。很显然,在这个现状面前,佛家出世的个人哲学无论多么精深严谨,都没有办法改变什么。而有意思的是,相比起来,简单世俗,强调社会实用和社会责任的儒家精神,反倒更适合改造中国。要用儒家的实用精神改造中国,就要从社会实践着手。在中国,最基础和最普遍的社群则是农村。

山东乡建院     图为1934年1月,梁漱溟(前排左一)等人接待来访的丹麦客人马烈克、卡尔森合影。


梁漱溟有一个了不起的特点:也许他并不聪明,他的理论也不完全正确,但他如果确实信奉了这个理论,他就会坚持、诚恳地去做,不计利害。他回归儒家,转向中国社会问题后,就迅速选择了新的生活方式。1924年暑期,他放弃了相对清闲舒适的北大教职,开始乡村建设的实践道路。此后十余年,他辗转山东、北京、广东、河南各省之间,尝试实现乡治理想。这一理想的核心在于,以中国最普遍的农村为单位实行乡村自治,教育民众,养成中国农民政治生活的习惯。


篇幅有限,我们不再具体讲述梁漱溟的工作细节。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,梁漱溟像是一个在遭到空袭的广场上搭建积木的孩子。他的努力无疑是真诚和有价值的,但他的建筑不断被战争的外力冲击摧毁,于是他毁而复建,建而复毁:1931年的中原大战,导致梁漱溟的河南村治学院停办;1935年,梁漱溟的乡治实验在山东已经扩展到十三个县,但日本的全面侵华不久降临。日本投降,梁漱溟四处奔波,希望促成和平建国,最终仍然失败了。


搜索